白清萍坐下来。李斌给她盛了一碗汤，推过来。“喝点汤，西安干燥，多吃点润的。”
白清萍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汤是热的，咸淡正好。她喝了几口，放下碗。
李斌也给自己盛了一碗，慢慢喝着。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窗外，风沙打在玻璃上，沙沙的。过了很久，李斌放下碗。
“清萍，你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人都以为你是我的侄女？”
白清萍点了点头。“您说过，少一个人知道我的过去，就少一分危险。”
李斌摇了摇头。“不止这个。还有一层——我儿子树琼，曾经和你有婚约。虽然现在他娶了清莲，但你们的关系，在有些人眼里，还是说不清道不明。对外说你是我的侄女，省得别人嚼舌头。”他顿了顿。“也省得你难做。”
白清萍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我明白。”
李斌没有再说话。他夹了一筷子炒鸡蛋，放进白清萍碗里。“吃吧。吃饱了才有力气。”白清萍低下头，慢慢吃着，不说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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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，白清萍一个人回到宿舍。她没有开灯，坐在床边，把鞋脱了，脚缩到床上。她抱着膝盖，把下巴搁在膝盖上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一片银白。她拿出日记本，翻开空白页，提起笔。
“南京今天丢了。”她写下了这几个字，然后停下来。她看着那几个字，觉得它们很遥远。南京，那个她刚刚离开没多久的城市，现在丢了。她不知道住过的那间招待所还在不在，那棵梧桐树还在不在。她只知道，她再也回不去了。
她继续写。笔尖划过纸面，沙沙的。
“斯嘉丽说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可我的明天，在哪里？”
她写到这里，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。她没有哭，只是停下来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西安的月亮和南京的一样圆，一样亮。她看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合上日记本。她把日记本压在枕头一条干涸的河。她看着那道裂缝，想着李树琼。
他在台北，在草山，在那栋日式平房里。他在看月亮吗？台北的月亮和西安的一样圆吗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他还活着。活着就好。她翻过身，面朝墙。墙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她把手伸出被子，摸着冰冷的墙壁。
她想起斯嘉丽，想起塔拉，想起红土。没有人为她作证，没有红土，没有塔拉。她只有自己。但她也活下来了。她闭上眼睛，不会再让自己受伤。
窗外，月亮慢慢移动。她没有睡着。她听着风沙打在玻璃上的声音，一声一声的，像有人在敲门。她拉上被子，盖住了半边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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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，白清萍去司令部上班。走进办公室，看见几个军官正在低声议论。他们看见她，停止了说话。她走过去，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。桌上摊着最新一期的战报。她拿起来，看了一遍。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南京，正向上海推进。
她把战报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她想起李斌说的话。“我们要准备下一步。”下一步是成都，再下一步是西昌，再下一步是台湾。一路往南，一路往西，一路往海上退。退到哪里是尽头？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她不能停下来。
她睁开眼睛，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。那是关于西安防御的部署方案，密密麻麻的。她开始读，读得很慢，一行一行地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脑子里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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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，白清萍去食堂吃饭。刚走到门口，迎面碰见胡宗南的副官。他拦住她，低声说:“白副组长，胡长官下午三点开会，请你也参加。”
白清萍点了点头。“知道了。”
她走进食堂，打了饭，在角落里坐下。今天食堂里的人更少了，那几个军官不在了。她后来才听说，他们去了前线。食堂里很安静，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，和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呜呜声。她吃了几口，就不想吃了。她把碗推到一边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，等待着下午的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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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三点，白清萍准时到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。长条桌两侧坐着各部队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，后面几排椅子也坐满了。胡宗南坐在主位，穿着一件灰布军装，没有领章，表情严肃。他的脸瘦长，颧骨很高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神。
白清萍在角落里找到一个空位，坐下来。李斌坐在胡宗南旁边，面前摊着地图。他在和旁边的人低声说着什么。胡宗南清了清嗓子。
“南京失守了。上海也快了。总裁已经撤到广州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“现在，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。西安，能守多久守多久。守不住，就撤到成都。成都再守不住，就撤到西昌。总裁说了，西南是最后的根据地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然后有人举手提问，胡宗南一一作答。白清萍坐在角落里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却在想别的。她想起李树琼，想起白清莲，想起孩子。他们都在台北，在那座岛上，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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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会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白清萍走出会议室，风迎面扑来，带着细细的黄土。她用围巾裹住头，快步走回宿舍。她推开门，关上，靠在门板上，站了很久。然后她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，照在城墙上，灰蒙蒙的。她看着那些古老的墙砖，想着它们经历过多少战乱。它们还在，人已经不在了。
她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，躺到床上。她拿出那本《飘》，翻到最后一页。她轻声念着斯嘉丽的话。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
她把书合上，放在枕头旁边。然后闭上眼睛。明天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她对自己说：你还活着。活下去。不管去哪里，都要活下去。她在辗转反侧中沉睡过去，等待着明天的太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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