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：1949年4月上旬
地点：北平公共部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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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平公共部的会议室在一栋灰色小楼的二层，房间不大，一张长条桌，几把椅子，墙上挂着一幅地图。窗帘拉着，阳光从布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桌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。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茶叶的苦涩气息。冯伯泉坐在长条桌的一侧，面前摊着几份材料。他的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摩挲着，指节突出，手背上青筋隐现。对面坐着于岩，穿着一件灰布中山装，戴着那副金丝眼镜，表情平静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路显明坐在主位的旁边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烟雾在阳光里飘散，灰蒙蒙的。
三个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。
冯伯泉想起上次见面，还是在北平解放前。那时候于岩在警备司令部当参谋处长，路显明在松江公共部当副部长，他在和平书店当老板。三个人各干各的，很少碰面。现在，战争结束了，北平解放了，他们又坐到了一起。但坐在一起，不等于想法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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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开始前，一个上级代表走了进来。他穿着一身军装，没有领章，脸瘦长，颧骨高，眼睛不大，但很有神。他在主位坐下来，把一摞文件放在桌上，翻开第一页，看了几秒，然后抬起头。
“今天讨论几起历史案件。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们有一些同志在敌后工作，有的归队了，有的失去了联系。现在需要对他们的身份重新认定。”他顿了顿，看了一眼在座的几个人。“先从李树琼开始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冯伯泉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于岩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。路显明把烟按灭，烟头在烟灰缸里扭了一下。
上级代表说:“李树琼，曾用名李默。1939年赴延安，在公共部训练班学习。1942年被派往重庆，打入军统内部。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情报处长。1948年底随国民党撤往台北。现下落不明。”他合上文件夹。“你们对他了解多少，说说看。”
冯伯泉第一个开口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很稳。
“李树琼是我们派去的同志。他在北平期间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。北平解放前夕，他还利用职务之便，保护了一批民主人士和学生。这些都有据可查。”
他从面前的材料里抽出一张纸，推过去。“这是北平解放后从敌伪档案中清理出来的。他在警备司令部期间，多次以‘情报有误’为由，拖延或阻止了对进步人士的抓捕行动。他一直在坚持工作。”
上级代表拿起那张纸，看了一遍，放下。没有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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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岩推了推眼镜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是在调整焦距。
“老冯，你说的这些我不否认。但有几个问题，我想提出来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不急。“第一，李树琼在北平期间，与白清萍关系密切。白清萍是谁？军统特务，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，在延安潜伏了七年。李树琼作为我们的同志，应该知道她的身份。他没有举报她，没有回避她，反而与她保持密切往来。这一点，怎么解释？”
冯伯泉说:“他是在利用她。白清萍在保密局有实权，李树琼需要她的掩护。”
于岩没有反驳，继续说下去。“第二，他的父亲李斌是国民党中将，手握兵权。李树琼能在保密局站稳脚跟，离不开他父亲的庇护。他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利，也为我们获取了一些情报。但他始终没有归队，没有脱离那个家庭。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？”
冯伯泉的脸色沉了下来。“他站在哪一边，他自己清楚。我们不能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，就否定他的贡献。”
于岩摇了摇头。“我没有否定他的贡献。我只是说，他的身份很复杂，不能简单地下结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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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显明一直没说话。他把烟灰弹了弹，又点了一支。烟雾在他的指间缭绕，他的脸在烟雾后面隐隐约约。
“老冯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很低。“你说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情报。但那些情报，究竟有多大的价值？他传递的情报，我们有多少用上了？他保护的人，我们有多少救出来了？”他顿了顿。“我不是要否定他。我只是觉得，我们不能感情用事。他是一个在国民党系统里待了那么多年的人，他接触过多少人，做过多少事，我们真的清楚吗？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。墙上的挂钟在走，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冯伯泉看着路显明的脸。那张脸上有疲惫，有皱纹，有说不清的复杂神情。
“老路，你的意思是，李树琼是叛徒？”
路显明把烟按灭。“我没有说他是叛徒。我只是说，他失去了联系，没有归队，还干了许多国民党的事。就算他不是叛徒，也是自动脱党。不能再当自己人看了。”
冯伯泉的手在桌面上微微攥紧了。“他在台北，不是他不想回来，是回不来。他的身份特殊，建丰同志不会放他走。我们不能因为他回不来，就说他脱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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